江上渔者

通胀治理之且战且退

解读反通胀对策----理性解读宏观调控政策，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2008年6月15日计划就货币政策、资本市场、通胀治理等几个方面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解读，随后几天偷了一下懒，只写完了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没想这一拖延却避免了一个错误，本来个人觉得电价和油价的提价应该是渐进式的，为避免对2008年CPI造成太大影响，油价也许会推迟到四季度末才会大幅提高，没想6月19日宣布电价和油价同时大幅提高，看来高层对通胀治理的思路又有了新的变化。国家发改委将2008年通胀治理设定为CPI增速控制在4.8%，由于年初的雪灾以及翘尾效应，2008年1至5月的CPI分别为：7.1%、8.7%、8.3%、8.5%、7.7%，居高不下，眼看2008年CPI增速4.8%的通胀治理目标已经无法完成，有研究报告已经将2008年CPI增速调高到6 %以上了。而这时出台电价和油价的管制放松，我们相信2008年CPI的调控目标可能再次退守到7%左右了，有投行分析此次价格调整将增加CPI指数0.4个百分点，但这是直接影响，不包括将要通过PPI传导过来的，因此从宏观调控的政策看，通胀治理是且战且退。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里将通货膨胀描述为一个“将财富秘密充公的计划”，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由于货币的扩张快于实际商品的增加，导致商品和服务总体价格上涨，也就是说货币的购买力总体下降，那就是通货膨胀。CPI只不过是通货膨胀测算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由于各类商品在其中的权重不同，不同阶层的人对CPI的感受差别也比较大。比如在CPI的居住类采用的租房价格而没有体现房屋买卖价格，所以飞涨的房价并不能拉高CPI，但具体到个人的感受却完全不是这样，房价对购房者的压力要远远超过CPI涨幅，所以说CPI也并不能完全体现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程度。
 在日趋国际化的今天，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才有的，现在全球都面临着通胀的压力，因此并非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而导致通货膨胀，这要从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美国去寻找根源，正是由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伯南克长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全世界都美元泛滥，从而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美元的泛滥也是以美元计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多年辛勤劳动积累的巨额财富正在被快速贬值的美元和越来越高的资源和能源价格所蚕食，格老年轻时候说秘密地偷窃财富，现在已经是公开抢劫我们的财富。有人批评格老晚年失误，狂印美元让全世界流动性过剩，而其继任者伯南克却又偏偏继承了其衣钵，干脆用直升机撒美元了（被美国神化的格林斯潘并没有老糊涂，他这么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至于美国为何要这么做，将另文专述），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了全球通胀是美国的既定国策，对于我们解读国内的通胀治理政策至关重要。
 可能国家发改委最开始没有搞清楚本次通胀的性质，一开始就把通胀治理目标定的太不切实际，刚刚进入2008年，一季度一过，就知道把CPI增幅控制在4.8%以下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如果仅仅是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我们毫不怀疑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CPI增幅在4.8%以下）。此时还没有完全放弃控制通胀的努力，直到王岐山去美国第四次中美经济对话，在2008年6月19日宣布同时大幅上调电价和油价之后，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政策信号很清楚，只是没有明确宣布地放弃CPI增幅控制在4.8%的目标。下边就通胀治理政策的各个方面来解读中国的通胀治理。
 关于货币政策在前边已撰文进行了解读，这里只简单地补充一下。从2007年中国就开始了加息和提高存款金，但一直到现在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其关键就在于中国的货币投放并非是央行的主动行为，而是美元印的太多了，伯南克印1张100美元钞票，周小川差不多就要印7张100元人民币钞票，怎么都忙不过来呀。2008年4月光是不明来历的外汇热钱就达745亿美元，约合5000亿人民币，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点才回收4000多亿人民币，仅仅是对冲热钱都很艰难。这可能是发改委最开始没有预计到的，由于热钱的大量涌进，央行被动货币投放释放的流动性都很难回收，这也是我们感觉从紧的货币政策好像没多大作用的原因。周小川最近放言要采取更严厉的从紧货币政策，不排除有提前加息的可能，但如果流动性来自国际投机热钱，加息反而适得其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估计还会继续使用。而外管局对热线从哪里来，怎么进来的，进来后又藏身何处至今还处于懵懂之中，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胡晓炼日前才匆匆忙忙到苏州、大连和武汉去调研，连敌人都没找到，监管层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放缓热钱流入步伐短期来看也是虚张声势的成分多，如果通过外汇监管能减少热钱流入，那倒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胡晓炼6月24日说中国防范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冲击，保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面临更大挑战，言外之意是说可能指望不上她了。
 其实应对热钱也并非无解，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成立证券市场平准基金，投资处于困境中的新兴市场等都是对冲热钱的不错选择。逐步使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选择，可以先在港澳台有条件的进行放开试行，然后扩展到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把人民币放出去也是对冲流动性的一种方法。央行也许需要把视野放宽一点，毕竟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也是有限度的，而且再不断提高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目前国内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已经受到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冲击很大，而国内银行无钱可贷又会给外资银行打开国内市场创造条件，外汇贷款的增加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抑制通胀的另一主要重要手段是价格管制，在中国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成品油和电力这两种影响面最大的能源价格进行管制，虽然2008年原油和煤炭的价格大幅上涨，但2008年对成品油和电力价格却一直保持不动，由火电企业和炼油企业来消化，国家对炼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控制住上游能源价格对抑制CPI的增长效果明显。从这次调整电力价格，同时管制电煤价格看出，价格管制手段还会继续使用。如果单从控制CPI增幅的目标来看，电力和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适当时机是CPI增幅明显下降，也许中国咬牙坚持到年底美元走强而导致原油等资源价格大幅下降再调整也许更合适。但中国又是一个出口大国，常年保持贸易顺差，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坚持成品油和电力的价格管制和补贴，又是在补贴全世界，尤其是相当于给美国送钱，减轻了美国的通胀压力，会减弱美国强势美元的动力，当中国明白这点之后，尤其是中美经济对话达成能源和环保合作协议之后，立即同时大幅提高了电力和成品油价格，提高电力和成品油价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节能减排，有利于新能源的开发应用。
 由于货币政策对通胀抑制作用不明显，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电力和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毫无疑问就要反应到CPI的涨幅上来。当前的方法把对上游企业的补贴，转为补贴下游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如对出租车行业的补贴，对农民的直补增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补贴标准，但这样一来，本来是补贴全社会的政策，变成了补贴低收入人群。而对高收入人群来说，一则这些开支占其收入比例很小，高收入人群用车往往是公家承担，并不增加其个人开支，另外一方面高收入人群往往掌握着提高收入的主动权，据上市公司高管收入统计，2007年高管平均收入好像提高了一倍以上，看看平安保险马明哲的收入就知道了，他们不但跑赢了CPI，还跑赢了刘翔。取消价格管制，运用财政政策的补贴，实际上是把所有成本都让中等收入人群来承担了，所以中等收入人群最受伤，不但通胀要减少其实际购买力，而股市和楼市的下跌也在让其财产缩水。这对整个社会是很不利的，中产阶级无论对那个国家来说都是消费和社会稳定的支柱。
 国际金融资本制造全球通胀的主要手段就是拉高原油、大宗原材料和粮食价格，对大宗原材料的价格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铁矿石，由于缺乏远见，没有及早购买矿产资源对冲价格上涨，铁矿石在2005年价格上涨71.5%，2006年价格上涨19%，2007年价格上涨9.5%，2008年涨幅高达79.88%到96.5%，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大国和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产品价格不上涨，无疑又是在替全世界降低通胀做贡献。抗通胀和被人黑一把又是面临两难的处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及时放弃发改委的不切实际的CPI涨幅4.8%这个目标不失为明智之举。但问题是我们的纺织品、我们的鞋、我们的玩具为何就不能这样大幅提价呢？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形成行业垄断，印度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还在等待我们让出市场份额呢，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新劳动法实施）、环保投入增加、人民币升值等等都赶在一块，把我们很多企业逼上了绝路，这里边有政策的因素，但在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粮食是中国补贴最大的一块，中国一直很重视三农，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但面对国家粮价的高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是大势所趋，也许通过逐步提高粮食价格，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是将来要面对的，这么看来2008年的通胀控制之路真是艰难呀。
 通过上边的讨论，我们倾向于认为本轮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货币扩张的主要因素也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的被动扩张，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很难发挥太大的积极作用，应向美国施加压力，同时还应采取更积极地方式来缓解和对冲热钱。
 国家已认识到输入性通胀的根源来自国际社会，以中国一国之力来反全球性通胀是得不偿失也是无法成功的，主动放弃4.8%的CPI增长控制目标不失为明智之举，预计2008年全年的CPI增长很可能接近7%。
 新劳动法实施而导致工资成本的刚性上涨，节能减排和环保投入的增加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人民币升值再加上热钱涌入，国际上原油、原材料和粮食这些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交织在一起使得通胀治理错综复杂，也使得中国的企业不堪重负，这其中既有国际势力的作用，也有政策实施时机把握的并非恰到好处，这些因素的综合就让通胀治理之路变得漫长而又崎岖